五、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1）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迁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2）红军北上和三军大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红军一部分由17勇士领头，强渡成功。但大部队仍不可能在这里迅速过河。大部队乘敌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以两天时间赶完340里行程直取泸定桥。以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缘桥上铁索，冲过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过河后，中央红军又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一夹金山。这座山位于懋功(今小金)以南，海拔4000多米，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许多红军战土牺牲在征途上。
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6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カ向北进攻，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久，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阴影。
此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決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党中央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決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于9月17日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恰逢此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不久，陕甘支队顺利越过六盘山主峰，毛泽东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表达了红军不可战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将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1935年10月，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再加上重新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作战中减员过半。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英雄的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在翻越大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正是有了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红军才战胜了空前的困难，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党在思想上不断成熟，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
红军的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的，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撤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红军在行军途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936年10月下句，为实现打通苏联援助道路的目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決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血沃祁连。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3）南方红军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党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
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约1.6万人，在项英和陈毅的率领下，策应、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众寡悬殊，遭受重大损失。苏区中央分局继续坚持领导和开展了闽赣边和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到达赣粤边地区，以油山为中心，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其间，陈毅曾写下:“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表达了共产党人面对异常艰难的斗争形势矢志不渝、永不言弃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与此同时，在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皖浙赣、浙南、湘南、湘鄂赣、湘赣、鄂豫皖边、鄂豫边以及琼崖等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许多干部和战土英勇牺牲。瞿秋白被俘后，坚贞不屈。他在被押往刑场前慨然绝书:“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走到罗汉岭一处草坪，他环视四周，盘膝坐定，对刽子手说:“此地正好，开枪吧!”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从1933年9月起，中共满洲省委把党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党领导或影响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发展为11个军，共3万余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在东北抗联这支英勇的队伍里，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1936年8月，年仅31岁的赵一曼牺牲前，在给儿子的遗书中写道:“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的高尚情操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且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天，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人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12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基础上，1936年2月初，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保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 年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1936年上半年，党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已停止敌对行动。但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展，采取了“兵谏"， 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这就是难保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总结历史经验，加强自身建设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建设工作。1935年12月，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周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哲学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路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思想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这些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迎接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做好了政治准备和思想准备。党还注意加强组织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1937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进步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党的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党在这个时期曾经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 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的削弱，濒临覆灭的危险。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对，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正因如此，党才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